“有把握吗？”林涛随着车辆的颠簸摇晃了一下。
我说：“法医能否推断出驾驶员，不是绝对的，是要看条件的。如果尸体上都没有损伤，神也判断不了。一旦有一些特征性损伤，则可以认定。所以我现在也很忐忑。”
我们赶赴的地方，又是我比较抗拒的地方——医院太平间，而且是全县最大的一家医院的太平间。
太平间里摆满了冰棺，里面躺着形形色色的尸体。
我揉了揉鼻子，穿上解剖服，走到了太平间中央摆着的四张运尸床的旁边，这就是这起事故中死亡的四名死者的尸体。
“先把死者的衣服都脱掉吧。”我说。
几名法医七手八脚地把尸体衣物全部脱去，我一眼看去，没有任何一名死者身上有开放性创口，甚至连比较明显的皮下出血都没有发现。
“完蛋了。”大宝说，“都没损伤，怎么判断？”
我镇定地逐个儿看了看死者的四肢，说：“不，有伤，很轻微，我觉得我们有希望得到正确的答案。”
“没有严重的损伤，说明车辆确实没有发生严重的正面撞击，”林涛说，“这一点可以印证我们对事故发生过程的认定。”
我点点头，问身边的交警，说：“家属同意解剖吗？”
交警说：“不同意。”
“不同意？”我说，“难道不是家属提出要查清驾驶员的吗？”
交警说：“家属要求公安机关查清驾驶员是谁，但不同意解剖。”
我知道很多事故发生后，家属提出的种种理由，不过是为了索求赔偿，但因为中国传统思维的影响，又不愿意让自己的亲人在死后还挨上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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