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清楚的记得，我刚到迪戈加西亚的前半年，都是在帐篷里度过的——迪戈加西亚的条件很艰苦，岛上除了椰子树什么都没有，我们试图教那些非洲人和印度人的后裔盖房子，让他们接受更文明的生活，结果他们表现出了极大的不适应，明明我们在岛上的各个角落里都修建了厕所，他们还是更喜欢随地大小便——一直到半年后，岛上除了我之外的所有人都住进了房子里，我才搬进半年前就建好的办公室——”黄粱说到这里的时候，旁听席和陪审团有零星的掌声响起，谁都希望帝国的殖民地官员都能像黄粱一样认真负责，富有责任感和同情心。
“谢谢——非常感谢——最开始的日子总是最艰难的，我们没有干净的饮用水，所有的食物和建筑材料都需要从南部非洲万里迢迢送过来，一个礼拜只有一艘船抵达查戈斯群岛，送来食物和建筑材料的同时，还送来更多拖家带口的新移民，有些人在抵达迪戈加西亚之后因为水土不服去世了，有些人被蚊虫叮咬而死，有些人出海遇难——但是这些困难都被我们一一克服，现在的郑和岛有3156名居民，我们建起了医院，我们建起了学校，我们建设补给基地，完善港口设施，为过往船只提供补给，自从1916年开始，我们再也没有找勋爵要过哪怕一分钱，我带来了一些照片，可以清晰地看到迪戈加西亚这些年的进步。”黄粱也是有备而来，再华丽的的辞藻也没有真实的照片更有说服力。
这一次都不需要再向阿拉贝拉爵士请示了，拿着照片出来的人也不是法警，而是四个同样来自郑和岛的孩子，他们是从郑和岛小学抽调出来的，一个华人男孩，三个白人女孩。
四个孩子的年龄都不到十岁，最小
1020 四幅照片(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