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牵涉到海德整体，杨凯成需要亲自飞到美国去向总部说明情况，指定陆中泽协调处置这边的情况，如果遇到需要决策的事项，先汇报给邓莉。他要在汇报环节掌握主动权，不希望通过其他人来转述。
行政秘书不在，安溪帮杨凯成订了机票，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已经是邓莉在主导讨论了。她是典型的美式思维，提议找一家经验丰富的律师事务所，对离职员工的泄密行为提起诉讼，追究他的法律责任。
会议室里气氛特别压抑，陆中泽陪杨凯成出去了，其他人都盯着自己的手机屏幕，谁也不说话。
邓莉在这种情况下，声音仍然沙沙的，一点也不急：“如果没有其他意见，那就请法务部先筛选个律所名单出来。”
“邓总，”安溪觉得有些话梗在喉咙里，不吐不快，“在国内的环境下，诉讼恐怕不是一个好选择。”
“在国人的一般化想法里，个人相比公司，总是比较弱势的那一个，因为人人都上班，也最容易带入劳动者的角色。如果已经丢了工作，还要被公司起诉，会给大众造成一种，海德要对一名员工赶尽杀绝的印象，这对公司整体，其实是很不利的。”
邓莉笑眯眯地盯着她，等她说完了才说：“来之前我已经看过这个人过去一年的考核记录，有将近一百个工作日迟到，还有四十多个工作日早退两小时以上，还因为下订单时记错型号，给公司造成过接近十万元的损失，IT部门内给他做过提醒、调岗，解除劳动关系，是完全合理的。海德从前在美国、欧洲，都曾经起诉过行为不当的员工。”
“邓总，你的判断完全正确，在公司里大部分同事都知道，IT部
62、逼急了“老实人”(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