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初年，个别府县税及蔬果，饮食、畜牧诸物，都被皇帝下令禁止了，洪武十三年，又下令军民嫁娶、丧祭之物，舟车、丝布之类，勿征其税。
凡商税三十取一，过者以违令论处。这种商税，可谓是历朝以来最低。
不知道朱皇帝对商人是怎么想的，他并没有像以往的帝王一样把商人放到农民的对立面去，对这些人课以重税；反而在切切实实维护商人的利益，洪武九年，山西平遥主簿成乐任官期满，州府考核认为他将商税都收齐了，‘能恢办商税’，褒其进京觐见，然遭皇帝批驳，说税有定额，若能恢办，不是这个人能力突出，而是在剥削下民，反而“命吏部移文以讯”。
洪武八年也有一个例子，有南雄来的商人入京贩卖货，至长淮关，小吏让他交税。这个商人不愿意交，双方扯皮，拖得时间长了，这个商人的货卖不出去，就告官了，朱皇帝看到这个案子，反而认为“执而留之，非人情矣。”最后居然判这个执法的小吏有罪，不仅杖责，而且还把这个小吏的俸禄偿给这个商人。
朱皇帝认为征税，尤其是征商税，是在“扰害百姓”，起先张昭华认为这是对前朝灭亡的反思，毕竟自元世祖至元文宗的70年间，国家赋税不断增加，如盐课增加20倍，茶课增加240倍，商税亦增加近10倍。人民为了逃避沉重的赋税负担，或逃亡，或啸聚山林，与官府对抗。商人有时也被迫罢市以抗苛税。最后终于爆发了起义，可谓是元朝灭亡的直接原因。
但是当她观察地越多，就会得出一个更匪夷所思的想法来。
这种政策不是来源于反思，其实是一个帝王的自大。
朱元璋是根本没有
第三章 行商(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