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电后也毫不含糊地公开声明：“宋案应以法律为制裁，故审判之结果如何，自有法律判判。试问我国现势，弱息仅存，邦人君子方将戮力同心，相与救亡之不暇，岂堪同室艹戈，自召分裂!谁为祸首，即属仇雠。万一有人发难，当视为全国公敌。”
一直跟踪报道“宋案”并认定袁世凯为杀宋主谋的著名记者徐血儿，他也在具有国民党背景的《民立报》上发表文章反对“二次革命”，他在文中指出：“今曰已为民国，苟对于民国而谋乱，即是自绝于国，罪在不赦。即政斧为恶，法律与国会，终应有解决之能力，无俟谋乱，以扰苍生。故谋乱之事，为商民所疾视，亦明达所屏弃也。”
同时杭州报界、燕京报界都把二次革命抨得狗血淋头。
事实上，辛亥革命与其说是一场暴力革命，倒不如说是一场和平的政权更迭。在民国建立后，反对武力解决问题更是成为当时国内的普遍舆论，因此，以“宋案”、“征收盐税”为借口发动一次国内战争，遭到大多数人的冷遇也就在情理当中了。
即使在国民党内部，也有很多人对使用武力解决“宋案”表示异议；至于“征收盐税”，大部分人经过理姓思考后便会知道这是摆脱财政困境的必然。在同盟会改组为国民党后，由于一些杂牌小党的加入，声势虽大，但成分已经不纯，而且很多同盟会的老同志也认为革命大功告成，由此汲汲于仕途名禄者不在少数，譬如当选为国会议员的很多人多不支持继续革命。
然而二次革命并未因为这样的局势而被制止，江苏首先读力，紧接着袁世凯得到华东自治政斧的支持，随即罢免江苏督军程全德、安徽督军柏文蔚、广东督军胡汉民（
第八十二章：夏钧宣战(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