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这个工亡案件，明眼人都知道这完全是无理取闹。工亡补偿各地都有出台详细的标准，最不济闹上法院也都丁是丁卯是卯，不是说你闹得凶就赔得多的。我觉得，这个案子与其说是维权，不如说是找麻烦。”
“找麻烦？你觉得他这一次这样的做法不是在给当事人谋利，而是在找企业的麻烦？”何莞尔顺着她的话问下去。
“对，师兄这样的搞法，如果企业不买账闹上了法院，那么判决会严格按照人身损害赔偿的标准执行，一般都会比企业私下和解少很多。退一万步讲，就算企业怕了接受苛刻的和解条件，支付十倍于工亡赔偿标准的金额，还有让资本家去被剥削的工人灵前跪一跪，那也只是一个案子的特殊情况而已，难道真能有什么标志性的意义？”
何莞尔听得心中一动，继续追问：“莉莉娅，那如果你来判断，你觉得这个案子里吕俊杰的所作所为，是否符合你对他一贯的了解？”卢含章的声音笃定，“吕师兄这个人外界褒贬不一，但是我知道他其实是一心一意想靠打官司来推动社会的进步，这个案子里这样幼稚天真的表现，不是一个成熟的法律人，也不像他一贯珍惜羽毛的做法。”
挂断电话，何莞尔闭上眼睛，一点点回忆这两日关于桐城路桥案件所获取的点点滴滴,心跳渐渐加速，又终于平稳。
她再一次推导前因后果。
三天前，莫春山下了死命令要摆平死者家属，还要多给五十万去摆平，眼看着死者家属接受赔偿了，结果冒出来一个说要“伸张正义”的公益律师，撺掇着死者家属不依不饶地闹，提出了十倍的赔偿金额不说，还要让莫春山去灵堂给死者磕头。
14 事有蹊跷(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