掘历史文化是好事，但要有尊重的心态，打牌的心态不对，打牌是游戏。
2．由史官而史馆。
文天祥有一句诗，“在齐太史简，在晋董孤笔”。一句诗，涉及四个史官，齐国的一门三兄弟，还有晋国的董狐。这四个史官是史家的楷模，骨气甚至在司马迁、班固之上。唐朝之前，国史由一个人写，叫史官，史官类似爵位，是世袭的。《史记·太史公自序》里有一段话：“太史公执迁手而泣曰：‘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汝复为太史，则续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爷俩交接班的时候，声泪俱下。
“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的著史传统是李世民终结的。国家的历史由一位史官写改为集体创作，设立史馆。史馆的行政级别很高，由领朝大臣担任实际的馆长，官话叫“总知其务”。皇帝为什么惧怕一个人写历史？刚才说到了，因为以前的规定是，史官怎么记写国事，包括帝王的起居与言行，帝王本人是不能看的，有两句老话，一句叫“君史两立”，一句叫“以史制君”。如果皇帝能看，像《隋书》的编写体制那样，“书成进御”，班固老爷子也不敢那么著笔。
诸葛亮也怕“以史制君”，但他没有李世民高明。诸葛亮的办法是不著史，因此三国中，唯独“蜀无史”。
李世民也有一个惧怕史笔的例子。
贞观十六年四月里的一天，李世民想看看记录他日常行为的《起居注》，遭到了负责述录《起居注》的褚遂良的直拒。当时君臣的对话为：
“卿记起居，大抵人君得观之否？”
事关唐朝的三个问题(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