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他刻意地挺起胸膛，直视高坐在审判席上的法官们。
然而围绕着他的最终命运，郁金香党人以及后来改组后的自由党人展开了一场持续3年的辩论。
辩论的焦点是：第一，皇帝是否有罪；第二，皇帝是否不可侵犯；第三，对于前皇帝的审判是否诉之于人民？
对第一个问题，没人敢说卡洛斯二世没有罪名，这是政治正确。自由党人越来越高压的对内政策，以及萨拉曼的死亡，那些主张君主立宪的人士也不敢发表不同的意见。
至于皇帝是否不可侵犯，根据1836年时的宪法和法律，皇帝当然不可侵犯。事实上这取决于当时国内的局势，托比-萨拉曼认为国内叛乱不断，冒然审判皇帝会激起更多的叛乱。
到了1839年的时候，萨拉曼已经身亡，自由党人控制区域内基本稳定下来。控制范围之外的敌人仍然是敌人，他们不会因为自由党人是放弃审判而解散军队，反而因为皇帝活着更有理由团结保皇党人。
况且新的宪法和相关《平等法案》已经制订，旧的宪法和法律相继被废除，既便是前皇帝如今也只是一个公民，不应该继续享受特权。
对于第三个问题，自由党人认为，他们所控制的国民议会代表人民意志行使国民权利，因而有权任命一个特别法庭审判前皇帝，而不必经过全体人民的同意。有些人担心如果真正地付诸于人民，恐怕会产生一些意想不到的后果。
所以对前皇帝的审判，拖到了1839年的年末。国民议会授权一个二十一人的委员会起草对卡洛斯二世的起诉状。
当掌握权力的自由党人决定与亚述人结成
第七十九章 皇帝的遗言（二）(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