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迎合基层民众的产物。”他随后拍着胸脯向蔡邕保证，“《圣光报》所应用的白话书面语仅应用于普通百姓信息交流之中，未来无论是朝廷政令也好，教育、选才也罢，与朝政息息相关的所有书面政令仍会保持传统。”
蔡邕抵制白话文的初衷，主要就在于惧怕白话文这种有失体统的通俗类文体影响到当下的学术风起，引得青年学子都去学习更为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摒弃老祖宗世代传诵下来的文言文。
得到栾奕的保证，加之《圣光报》直接或间接为百姓做了不少好事，蔡邕才把心放回了肚子里，默许了《圣光报》用白话文发布文章的行为。
只是他却不知，来自未来的栾奕在感叹华夏先贤创出博大精深的文言文字的同时，也深深体会到了文言文在日常行政过程中带来的诸多麻烦。
繁杂的文字模式大大增强了文案工作的难度，使得权力运行只能掌控在庞当人口基数中的少数富有学识的人手中。大大掣肘了基层百姓参与权力运营的可能性，从而降低了行政效率和基层百姓参政的积极性。
这与栾奕提倡高效生产、高效行政的初衷完全相悖。
此外，时下的政令传到地方因其没有标点符号经常出现断句错误问题。使得同一个政令从中央一级级传到地方，能出现多种截然不同，甚至意思相反的版本。
政令由此传输不顺，地方官员做了不少无用功，影响了行政效率不说，还多次引发恶果。害得栾奕还得专门派人去地方指导、监察、纠正，替地方官员擦屁股。
正因为这些原因，栾奕才在这个时候通过《圣光报》把白话文这种新的文体潜移默化的根植于
320《圣光报》(4/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