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时，当战利品一无所获还要提防对手是不是战到了最后一刻，是否打算与攻击者同归与尽时，这样的仗，即便成吉思汗亲自来了，也无法激励起武士们的雄心。
丞相伯颜对新出现的情况一筹莫展。如此惨重的代价，再继续逼着自己的弟兄跟破虏军拼命，显然不是一笔划算的买卖。但就此停步不前，又无法达到事先规划的战略目的。自从下旨要求他加强江西攻势后，忽必烈那边再没任何音信传过来。半个多月过去了，伯颜既没听到汉军在山东攻击受挫的消息，也没有听闻陈吊眼溃逃入海的捷报。这种怪异的情况让他坐立不安。作为一个久经沙场、大局观极强的老将，伯颜敏锐地察觉到此番南征已经败相已现。但作为元帝国的丞相，他只能强压着心底对时局的担忧，前方百计寻找扭转事态的良策。
“最好的方法是以新附军和江南百姓为前驱，邹洬再狠，也狠不下心来用火药罐子炸他们自己人。”老将火者不花根据以往的攻城经验，给伯颜献了一条妙计。
不像蒙古将领这样为了作战胜利可以不计较任何手段，宋人有他们自己“可笑”的道德观念。在战场上向自己的百姓放箭，他们心里会内疚。如果杀戮过重，即使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儒者和清流们也不会放过那个冷血的将军。鉴于这种情况，蒙古人遇到久攻不下的大城时，总喜欢驱赶当地百姓为前锋。守军不杀百姓，则城墙必失。对百姓放箭，则士气尽丧，武将还要要承担责任。因此，驱百姓攻城战术从两淮到襄樊，缕试不爽。
“对，攻下任何关卡后，立刻驱赶比士兵多一倍的宋国百姓清理战场。这样，大宋残兵即便想与城俱殉，也不忍
华夏 （四 上）(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