些祖宗之法社会就不会出乱子。
但两人最大的区别便在于司马光纯粹是为了反对而反对，而苏轼不一样。苏轼并没有全盘否定变法，他只是对其中损害百姓利益的举措反对，甚至在后来看到了变法的成效后还拥护变法。
也正因如此，是以元祐元年，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他对旧党执政后，暴露出的腐败现象进行了抨击，由此，他又引起了保守势力的极力反对，于是又遭诬告陷害。至此他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遂知杭州政事。
再者，元丰七年的金陵之会，王安石与苏轼这二位文坛宗师诗酒唱和，畅游于山水间，往昔种种恩怨烟消云散——怨懑只因政见不同，对事不对人，世间好男儿，惺惺相惜，哪来的化不开的仇恨？
况且，苏轼与王安礼素来友睦，又怎会对王棣心生恶意？
东坡居士，千古文豪，开一派文风，彼时文坛领袖。所谓“苏门四学士”，凡秦观、黄庭坚、晁补之、张耒四子，宦途虽不显，然皆文名于朝野，一时瑜亮；然又有李格非、廖正一、李禧、董荣者，俨然“苏门后四学士”也，并世闻名。文学之集大成者，当世数东坡居士苏子瞻。
一句话，苏轼爱才。
这是有史以来乃至往后推千年文风最鼎盛的时期，短短百余载，数不尽风流人物。
最最重要的是，不缺神童。
嗯，苏老泉是反面例子。
《宋史?选举志》中记载，“凡童子十五岁以下，能通经赋诗，州升诸朝，而天子试之
第48章 废话连篇(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