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见政绩，难免要有考核，难免要加入强制。贷者本应是穷困者，既是穷困者，到期不能还是难免的，到期不还的人多了，仓储就会越来越少，直至完全没有。这样，不加强制又几乎不可能。三是官必须是好官、主管的无官吏人必须是家境富裕而又品质高尚的人。这个要求也是难以达到的。如果官员有私心或者主管人有私心，如同上述是想借机盘剥百姓揩油水的人，社仓就会变味。
这一番长篇大论让苏轼等人陷入了沉思，大致是认同了王棣之言。
王棣趁热打铁，侃侃而谈：“社仓可为官督民办，即由地方官劝谕本乡之士民捐输。如准富民能捐谷五石者，免本身一年杂项差徭。有多捐一倍、二倍者，照数按年递免。超过四十石者，分别由州县奖给匾额，捐至二百五十石者，咨吏部给予‘义民’顶戴，照未入流冠带荣身。凡给匾额之民家，永免差役。仓米于春季支借，秋成还仓。遇灾荒则赈恤本地贫民。设正、副社长司其出纳，地方吏胥不得干预，但地方官有权稽查、监督……”
在那个时空，社仓之法几经变革停更，直至清末方消失。王棣采用的是清康熙五十四年的社仓法，虽有官方色彩，却是民办之仓，既杜绝了贪官污吏在其中上下其手，又尽可能避免主管之人从中牟利。
这种手法便是不懂经济官术的李格非也是频频颔首，更毋论是宦海沉浮的苏轼及精擅钻营的高俅了。
这套方案无疑是最完善的，当然，只是相对而言。
至少苏轼是高度认同并几乎全盘采用，朝廷的诏令很快下达，其中多有褒扬，深以为可“为国分忧解难、造福黎民百姓”，令以杭州一地试行之，而后可推行全国。
第76章 声声慢(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