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担任上海文艺出版社社长的丁景唐先生。他德高望重，突然听手下的编辑说，有这么一部稿子，便要来翻阅了一遍。他居然一点儿也不在乎书的篇幅太大、我的年龄太轻、宣扬西方太多，签名同意出版。这在当时，无论从哪个角度看，都不可思议。
……
感念这个人，感念那个人。不管怎么说，这项工程总算完成了。
没有想到，此书出版至今三十年，又出现了一个漫长的“不可思议”。
记得我在两度领奖的时候，都断定它很快就会被同类新书追赶、超越、替代。但是，三十年过去，这种情况没有发生。
不仅没有出现“同类新书”，而且，连我写到的那些经典，知道的人也越来越少，包括很多从事电影、电视、戏剧的专业人员。偶然也会在传媒间看到一些艺术争论，似乎很激烈，却是前人早在几百年前就已经完满解决了的，而且解决的等级远远高于今天的争论。但大家都不知道，好像世界刚刚诞生，历史刚刚开始。
这种状况，比我们的年代，显得更加漠然无知。
渐渐我明白了，人文领域的创造，其实与条件无关。古往今来，都是如此。不错，我写这部书的条件，确实非常恶劣。但是，作为一个当事人，我有资格在四十年之后告诉大家，当时也有一些优势是现在所不具备的。例如——
第一，心无旁骛的充裕时间；
第二，无视生死的勇敢劲头；
第三，毫无名利的纯净心态。
这是一种不羼杂质的专注。写每一句，都不想立即让别人知道，只在内心作着艺术裁断和理论选择。
现在还能回想起不少当
新序 不可思议的回忆(8/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