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里人和贵族夹杂在一起——他们又懂得什么呢？”充斥着狭隘的奴隶主偏见。
为了更好地发挥“寓教于乐”的作用，贺拉斯在《诗艺》的结尾部分出色地论述了艺术家的工作态度问题和艺术批评问题。他说，世界上其他事物犯了平庸的毛病还能勉强容忍，唯独艺术家不能。艺术品“若是功亏一篑不能臻于最上乘，那便等于一败涂地”。因此，艺术家要以极端严肃的态度来对待写作，写了得听听名家批评，“然后把稿子压上九个年头，收藏在家里”，不然，放出去就追不回来了。
至于艺术批评，贺拉斯反对捧场：“出殡的时候雇来的哭丧人的所说所为几乎超过真正从心里感到哀悼的人；同样，假意奉承的人比真正赞美（你的作品）的人表现得更加激动”；正直的批评家总是针对艺术品的问题进行恰如其分的评判，“他不会说这种话的：‘我何必为一点小事得罪朋友呢？’一旦这点小事使朋友受人讥笑、遭人咒骂，这点小事便能造成大乱子”；对于那些疯癫的、不可救药的艺术家则不必去沾染：“让诗人们去享受自我毁灭的权利吧。勉强救人无异于杀人！”
有了这一系列较好意见的辅佐，可以说，贺拉斯对于“寓教于乐”的思想是发挥得比较酣畅的。
从戏剧必须时时考虑到观众、依赖于观众，论述到戏剧引导和教育观众的职能——贺拉斯相当圆满地完成了他的观众学说。
简言之，比较保守的戏剧题材论，以一致、合式为核心的戏剧内部结构论，以“寓教于乐”为归结的观众学说，这三者，组成了贺拉斯的戏剧学基本结构。
论理则崇古，谈艺则务实，务实务到了把一部深刻的诗学研究
三、更多地考虑观众(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