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可知、可解的概念一搅，艺术就不能再表现意志本身，不能再表现内在本质，就会像音乐的末路一样，“变成现象的粗劣临摹”，“降为现象的奴隶”。
其次，理性的科学精神既认为世界可知，那也就包含着一定的乐观主义。但是，乐观主义是一种想入非非，是一种“败坏社会的病菌”。在社会生活中，奴隶的存在使亚历山德利亚文化的乐观主义归于毁灭；在悲剧艺术中，更不应该升起这么“一绪香气袭人的云霞”。悲剧文化的特征之一在于“以冷静的目光综观世界，竭力以同情的博爱视世间的永恒痛苦有如自己的痛苦”。
再次，理性的科学精神还奢望艺术产生社会道德教益作用。尼采说，某种艺术“如果它只不过是从一半道德范围潜入艺术领域，从而只能偶然瞒过我们它的杂种血统，你能期望这种艺术形式对艺术本身有什么作用呢？”对于悲剧来说，这种社会道德功能的追求常常表现为剧中解决问题，善恶各得报应。尼采说，悲剧本身的解决问题，是“把个人禁锢在可以解的问题之最狭范围内”，这就是一种与悲剧精神对立的非酒神精神，使悲剧“逃出艺术的领域，仿佛潜入冥土，变成一种蜕化的秘仪”。这样，超脱的慰藉不见了，人生竟然变得可知可爱，人们也就懒得去追索现象底下那道万古不息的意志激流了。
但是，使尼采深感恼怒的是，在现代世界，科学、知识、乐观、可知、道德、概念这一切“理性精神的喽啰们”一个个爬进了悲剧的防地，酒神精神受到莫大的损伤，悲剧的醉境近于衰微。
因此，他大声呐喊：让酒神精神恢复和苏醒，“今日我们所称为文化、教育、文明的一切，终有一天必将站
二、尼采：悲剧的诞生(7/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