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时间应是春秋（前770年—前476年）的早期了。有《左传》记，《周易》一书的出现，是在春秋的早期了。
那么，除《左传》一书里记载《周易》一书之前，是否还有有关《周易》一书的记录吗？从目前来看，还没有能找到证明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更早的记录了。《诗》里面有，《书》没有。就目前已知，从出土的考古材料上也无发现比《左传》一书记载《周易》一书出现的时间早。如考古出土的甲骨文、西周铭文，以及其他材质上的文字，都不曾发现有记载相关《周易》名称及内容。那么，是否就能认为《周易》一书应是春秋初期产生的。单就《左传》这一孤证，还不能为据。不过若没有新的证据证明《周易》一书产生时间的话，不能不认为《周易》一书产生的下线为春秋初期了。 《周易》一书在春秋时期不但为史巫用于卜筮 ，而且也在上层的士大夫眼里以义理之书看待，而引用以阐明事物道理，这应是不争的事实。《左传·宣公十二年》记载的引用《周易》里的文章句子用于阐明事理。而这一年是公元前596年，是属于春秋中后期了。春秋时期无论是史巫用《周易》筮之，还是上层士大夫引用《周易》，两者所运用的都是出自同一文本的《周易》，所以也都是《周易》这一称谓。只不过理性地看待《周易》，是出现在史巫用《周易》卜筮的之后，这也符合春秋时代背景。《左传》里记载的第一次引用《周易》直接用于阐明事理的运用过去半个世纪，又出现了“易象”。
《左传·昭公二年》（公元前540年）记载韩宣子在鲁国太史那里看到“易象”与“鲁春秋”。这“易象”应是阐释《周易》的“易大象”文章。
《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一)(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