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的时代是有畜牧转化到农业的时代，畜牧还是生活的基调，如农业，如工业，如商业，才仅见一些儿萌芽。（《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0 页）
这里郭沫若却用了《周易》这一称谓，显然郭说的《易经》就是指《周易》，不过他指的《周易》，则是以“九·六”为爻称的“卦爻式”的《周易》，认为是本初的《周易》为研究对象。而郭沫若所用的证明材料，所推理出《周易》产生的时代，就是他所见到《周易》一书里出现的一些句子里的词语，如见“即鹿无虞，惟入于林中”；“田有禽，利执言”；“履虎尾”。郭就挑出“鹿”、“禽”、“虎”，这就是他所认为的《周易》反映了“渔猎”时代的生活证据。又如见“童牛之牯，豮豕之牙”；“羝羊触藩”等，就认为是“畜牧时代”反映的证据。郭沫若用这种出现在《周易》一书里的文句来分类，而得出他所认为《周易》产生的时代的证据材料。这种考证法，既没有说服力，也实在是太幼稚与可笑了。正如郭沫若从《周易》里所见到“需于血，出自穴，”“入于穴，有不速之客三人来”中的“穴”字，他就认为是“这明明是穴居和构巢等原始习俗”。若这样来推断《周易》一书产生的年代，岂不是失去了研究意义吗？经考古研究“北京猿人”，“山顶洞人”不也是穴居吗？那么，这样见《周易》里出现“穴”字，就联想出《周易》是在几十万年或几万年前就产生出来的根据吗？这岂不是太可笑了吗？而郭沫若就是以此推理出：“《周易》时代该当蒙昧时代之中下段，铁器虽无明证，而文字则确已发明”。（《中国古代社会研究》第31页）
当然郭沫若不能不认为文字则确已发明，因为
《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四)(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