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种是著了《易繇阴阳卦》的同一的南人到了魏，为迎合北方人的趣味起见，又另外著了一部繇辞不同的《周易》来。第二种是北方的魏、晋人模仿着《易繇阴阳卦》而自行著出了一部作品。但这两种的推想，由来所有的《易》学传授的系统看来，是以第一种为近乎事实的。”（《青铜时代》第57~60页）
从这些内容来看，且不说出现的“《易》”、“《易》的经部”、“《周易》的卦爻辞”、“周易”、“繇辞的《周易》”这种称谓上的多么混乱，单就郭推导出的《周易》是“战国初年的东西”所用的论据是错误的，只因郭所用的证据是牵强附会的。郭所用证据其一：是以《晋书·束皙传》和杜预《春秋左传集解后序》里记述汲冢竹书上有关《周易》，《易繇阴阳卦》，《师春》以及没有《彖》、《象》、《文言》、《系辞》的说法为据。其二：是把《周易》里出现的几处“中行”一词，联想到是说春秋晋国的荀林父。我们看郭的举证与说法：
“中行告公，用圭。（《益》六三）
中行告公，从，利用为（卫）依迁国。（《益》六四）
包荒，用憑河。不遐遗，朋亡，得尚（当）于中行。（《泰》九三）
中行独复。（《复》六四）
苋陆夬夬，中行无咎。（《夬》九五） 这几条的‘中行’，我相信就是春秋时晋国的荀林父。就前两例的“中行告公”而言，‘中行’二字除讲为人名之外，不能有第二种解释。
‘中行’之名初见《左传》僖公二十八年：‘晋侯作三行以御狄。荀林父将中行，屠击将右行，先蔑将左行。’荀林父初将中行，故有‘中行’之称，《左传》
《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四)(8/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