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上的需要。文王迁岐到丰，做为向东方扩张的前沿，武王立国后，在镐建立京都，周公辅政是为加强对东方殷地的控制，又建立了陪都洛邑。从岐周（圣周）到王都镐（宗周），再到洛邑（成周），这是符合西周历史发展脉络。而典籍或金文中出现的周王到“郑”地，那不过是在“圣周”进行的祭祀先祖的活动而已。而在考古出土的周原甲骨和金文里的“镐”都作“蒿”。因为周王居于“蒿”到岐周举行祭祀，甲骨、金文都有“自蒿”出发的记载。如周原甲骨“祠自蒿于周”(《周原凤雏》(H11:20)中记载：惠亡眚，祠自蒿于丰。而在《周原凤雏》(H11:117)上记录：祠自蒿于周)。
这“周”就是岐周。综合而论，西周建国后王都为“镐京”，而唯有西周末期平王自镐迁洛。那么，《周易》里所反映的“迁国”愿望，是面对西周社会，而生出的一种忧患意识。也是看到周王朝走向衰落，及内忧外患的局面下，提出迁都的愿望，以改变王朝不利局面。这《周易》里反映的“迁国”愿望，无疑是西周后期的历史背景。那么，《周易》一书产生的时间离平王东迁洛邑不会太久远了。
实际西周早在中期就开始衰微了，周王也逐渐失去了“共主”地位。因为经过几代的诸侯国君，已不把周王放在眼里，特别不是周王宗周的诸侯国，更不把周王放在眼里。“随着时间的推移，各封国的国势逐渐强大起来，它的独立性也就越来越大，对周天子便不那么恭顺了。在诸侯国筮例膨胀的同时，周王室的实力并没有明显的增长，由于经常不断地进行分封，王畿土地没有扩充，反而有缩小之势……天子和诸侯的力量对比，逐渐发生了变化，天子的
《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二篇(十一)(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