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思故我在（或“我思故我是”），但两者哲学思想的思维方法，所引向的结果，完全是背道而驰的。迪卡尔成为西方近代“哲学之父”。而很可悲的是王阳明无法享有东方哲学上的殊荣，王阳明的哲学即不能引发中国哲学上的一场启蒙与突破。而王阳明心学流弊，为后学者只能高谈心性，空喊致良知罢啦。而帝王官僚统治者已然，依旧干尽了祸国殃民的罪恶勾当，再次导致落后民族的入侵，使中华民族再次蒙受一场巨大耻辱与劫难。王阳明的哲学同样不能救国与救民，同为儒学的道德政治“乌托邦”。
而明朝后期也有一位易学家来知德写了一部《周易集注》，完全继承发挥朱熹的易学思想，形成“舍象不可以言易”的“易学”认知，来知德的《周易集注》是象数学释《周易》，终于又回归到“象数易学”上去了。
到了满人建立了满人贵族统治的大清帝国，而坐拥北京城，一样的“坐北面南”统治着华夏的大江南北，虽是照搬前朝古制，当又多了个民族不平等的帝王专制。
大清帝国终于把华夏这个古老民族，奴役的遍体鳞伤，把曾是世界上的“巨人之国”，彻底的变成了“东亚病夫”。
本来同样是接受汉文化的日本岛国，把中国后儒家朱子之学做为日本国思想界里的垄断地位。而在近代西方之学传播到日本岛上时能自觉的反思与变革，在思想哲学上出现了突破，实破了朱子之学的束缚，使日本走向近代亚洲之国的前头。若不是近代以来国际战略格局体系的建立，日本侵略中国而妄想建立它的大东亚圈，认为如同满人入关建立大清国的那样易如反掌，可以顺利的完成对中国的征服与奴役。无论蒙古民族向南的征服
《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三十六)(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