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得己的苦衷”，熊逸是这样解释的：“郭沫若的意见是：《易传》的作者以南方的楚国学者为主，主要都是荀子的学生”。（同上 第189页）
“那些荀门的学者，那些怀着亡国之痛的楚国知识分子，难道不会比辛弃疾更加愤懑吗？”
“秦帝国专制之下的学者们一看，不是还有三种书可以流通么，嗯，这个算命书有些搞头，咱们就研究算命好了——这是个非常合乎逻辑的解释。郭沫若给出了不少证据，认为尤其是楚国的荀门知识分子们把精力都投入到了对《易经》的阐释当中，通过对卦爻辞的解说，阐发那些无法在秦帝国光明正大地表达出来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易传》就是这样成形的，我们一般所熟悉的《周易》思想，诸如阴阳的相互作用，事物的演进变化等等，其实都是《易传》里的思想，郭沫若认为，《易传》这分明就是针对秦始皇，就是在和秦帝国唱对台戏。”（《周易江湖》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熊逸著 2006年版 第191页）
难道这就是熊逸认为的不得己的苦衷吗？熊抬出郭沫若的认为，恰恰是郭沫若认为的错误，熊氏的认为也跟着错误了。我们对郭沫若对《周易》产生的时代及其性质，前面已都有引述。郭沫若对《周易》看不懂还有情可原，可连《易传》也看不懂就不可原谅的。把《易传》看成是帝王专制唱对台戏，不是很幼稚的看法吗？那么为何《易传》到了汉朝正是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专制的政治措施的时候而上升为“经”的地位。又如何解释呢？难道汉朝不是帝王专制的社会吗？正是《易传》里的“系辞”是帝王专制的宣言书，又是“神道设教”的教化理论，也是后帝王专制理论的活
《周易》哲学解读 “导说”第四篇(四十八)(6/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