禹、汤、文、武诸哲人，都不是纯粹的哲人，而都是兼备圣王与哲人的双重身份。这些人物都是政治领袖，与希腊哲学传统中那些哲学家不同。在中国古代，圣和哲两个观念是相通的。哲学的原义是明智，明智加以德性化和人格化，便圣了。因此圣哲二字常被连用而成一词。圣王重理想的实践，实践的过程即为政治的活动。此等活动是由自己出发，而关连著人、事和天三方面关系的合理与调和，而要达到合理与调和，必须从自己的内省修德作起，即是先要培养德性的主体，故此必说＂正德＂，然后才可说＂利用＂与＂厚生＂。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政治理想的实践。”（《中国哲学的特质》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 第十一页）
中国的哲学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牟先生自问自解不能不说是正确的。但若进一步反问为何中国的圣人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到政治的理想的实践。显然牟先生并没有揭示出来。但这段话若真对《周易》哲学而谈再是恰当不过了，不过牟先生并不是真对《周易》的 ，而是对孔子及之后的中国儒家哲学而论其特质。然而我们可把牟先生这段话用在对《周易》哲学的认识。能够体现《周易》哲学的内涵。而《周易》哲学正是体现在“君子必由德性的实践，以达政治理想的实践”。
“中国哲学则是重实践”，这无疑说得很对。中国先秦时期政治哲学理论无疑来自于政治实践的经验，这是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决定了中国哲学的重点何以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即君主统治者要有爱民的道德情怀）。这正是下面我们要阐述《周易》哲学的重点，正是落在主体性与道德性。由主体性（统治者）从自身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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