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专制社会造成了人生命运的无常性。专制的王权社会不能不让文人学者常怀忧惧之心，不能不生出忧患意识。“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成为人生的警钟长鸣。
曾国藩组建团练，消灭太平天国农民起义的过程中，曾国藩手握一支30万人的重兵，手握一支训练有素，战斗力特强的一支准私人武装，翻手覆手可使清廷振动。有了曾的一支兵力，才保了清廷的太平，也有一支曾的兵力，也常使清廷忧心忡忡。然而位高权重的曾国藩比清廷的忧心更重。忧惧之心是对未来的种种莫名的恐惧，但曾能够“研几”，看清自己现在与未来的因果关系。他常以“楼高易倒，树高易拆”，“花未全开，月未圆”，“盛时常作衰时想，上场当念下场时”来警告自己和兄弟。这是个人的权力，已足以能够引起朝廷的注视时，就不能不常怀忧惧之心。这种忧惧，以及祸福的依附转移，自然是一种社会体制所造成的了。若能化险为夷，只能靠个人，急流勇退的一种保身求福，避凶趋吉的方法了。曾能对未来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才会有忧惧之心。忧患之目的就是居安思危，就是避免灾祸临头，若灾祸真的出现了，就不会忧虑了。后封建社会里的文人学者从《周易》里总结出的“泰极否来”的循环转化道理，常使人们保持一种忧患的意识。
儒者常引《诗》里的一句话“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儒者是谁？即读书出仕做官者。后封建社会里的读书人，是准备考取功名，要出仕做官。而在封建王权时代里做官即是臣，臣是君的奴。臣一样没有国家法律（王法）上的生命权与人格权的保障。儒家至多是一个精神上的人格权与尊严。孔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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