执政者的人只多是离开与搬走而已。若实行的是高压与恐怖政策，如何离开？向那里搬？这“仁政”又显得是多么苍白无力。
统治者无不体察认识到“民”是国家统治之根本。养民，爱民的“仁政”思想，是让统治者主动贴近百姓，是一种治国根本。养民，爱民的“仁政”思想，是让统治者主动贴近百姓，是一种治国之术而已。
“仁”是中国传统政治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执政者的道德诉求和责任良知的理论预设。
儒家过分夸大了道德力量在社会历史活动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作用。这似乎形成了儒家政治观上的“道德决定论”。道德性完全是依赖于自觉的心性修为，并没有外在的强制性。而且很容易在非道德动机的驱动下，败下阵来。正像梁惠王那样，他只爱女人和钱财，孟子有怎奈何他呢？显然是儒家的“道德之国”的制度设计有缺陷。正因如此“道德性”在人治里成为虚设或虚伪的政治口号而已。只有在主体平等的法制之下，才能真正彰显出道德仁爱之心，否则道德治国之说只是欺骗和愚弄百姓的不二法宝。事实上传统里的政治哲学，只是一种道德治国的乌托邦。
先秦思想家们建构的“君子”道德治国理念，被后封封建社会里帝王所窃用，并自我标榜以德治国。不过历代所标榜的“以德治国”却给中国人带来了什么呢？且看胡守钧的《君子国的悲剧》一文中的说法，似乎回答了这一问题。
“且听鲁迅先生考察中国历史后的感叹：‘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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