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参与到谶纬活动中，使整个汉代的学术思想弥漫着一片荒诞的气氛，同时也深刻地影响了日后的民间生活；至于方土，则更以神仙长生之说作为骗取统治者的工具，我们清楚地看到它对中国社会的深刻影响，事实上，它成了道教具有实践意义的鼻祖。凡此种种，都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中国未来宗教，知识与思想的发展。”（《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吾淳著 上海三联出版社 2009年版 第121——122页）
吾淳先生把战国后期至帝国里的巫术复兴，归结为没有实现宗教革命的原因。虽然战国出现了百家争鸣也被西方学者称为“轴心期”，也称得上进行了一场“精神运动”，但并没有扼制着巫术的全面复兴，这是事实。若寻求原因，并不能归结为没有出现宗教革命，而是没有出现政治革命。因中国的宗教从来没有强大到超过世俗政权，不同于欧洲的中世纪。中国在强大的专制王权里，也不可能有何宗教凌架于王权统治之上。帝王专制正需要的是‘自由’的‘宗教’信赖，以成为专制统治的有力工具。
事实上原始巫术在春秋到战国从没有退出人们的视线，这一时期的精英们只是更关注的是“王天下”的政治学说，在诸侯争霸与生死存亡的“列国”竞争中，只是疏忽了巫术，而并无拒斥“天命”与“巫术”。随着王权思想的上升，知识精英们最终以新的“巫术”，即神秘主义（象数，阴阳，五行）来为王权专制做新的嫁衣。若追根求源为何从战国到帝制时期出现“有理性趋向非理性”，是因“亚西亚生产方式”或农耕生产方式与农业村落生活方式没有丝毫的断裂，进一步导致王权专制思想加强与巩固，所以政治上一搞专制，迷信就回潮，
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十二)(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