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基本原则，则是商、周“国家”最重大的特征之一。
任何文化的起源，都可以在与之相关的地理因素和血缘因素中寻找。
地理因素对文化传统，特别是对文化形成早期的重要作用，确实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传统上又是乡土社会，是血缘和地缘合一的，近乎原始状态的村落，并且是密布于广大的平原与丘岭山区。
中国三代农耕文化，已铸成了后封建文化的链条（即“连续性”）。中国古代文化几千年中何以能如此不变的文化制度模式，正是中国特殊的地理生态条件，在特定的时间阶段里所造成。
以氏族血缘组织及农耕生活习惯的古代文化里，若能产生出如古希腊时的民主政体及哲学思想，那才是怪事呢？甚至是不可思议的。
中国的古典哲学同理是反映了那个社会存在的社会意识；也并不是有古典哲学家能决定社会存在的改变。
大一统极权专制并不是儒家所建立的，也不是儒家所能够建立的。
儒家与先秦诸子百家思想正是争鸣的产物，正是那个特定的历史时空下出现了一个相对时段自由学术的间隙（诸侯竞争的时代）。儒家思想同样是自由所迸发出来的火花。不过儒家思想后来成为独尊，反桎梏了自由思想的发展。所谓儒家的“经典”，实乃不是什么“经典”，只不过是专制政治干预下成为了“经典”，也正是适应了专制制度的需要；也不过成为帝王家天下专制服务的思想武器。那些所谓的“经典”，在现在看来，已不合时宜。正是独尊儒术，才窒息了思想自由。正如黑格尔所言：“在个别的国家里确乎有这样的情形，即它的文化、艺术、科
下卷:《周易》哲学解读 第七篇(二十)(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