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不再象春秋时期那样用龟占，或卜筮来预知人事吉凶了。这就是理性与非理性的区别。韩非子更是把卜筮看作是人主（君主）可亡的事情之一，而列举出来。
《韩非子·亡征篇》里说：“凡人主之国小而家大，权轻而臣重者，可亡者……用时日，事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
这里把“用时日，信卜筮”上升到可亡身败国的高度看待，不能不是文化精英对巫术卜筮迷信的有力排击。这就是战国时代，即理性时代里“祛魅”的声音（但战国时“祛魅”的声音被膨胀下来的霸权与霸术所终结。不同于中世纪“祛魅”过程，人们统一到一神教的信仰中，同时又抑制了王权专制主义的膨胀。而中国进入到王权专制时代，也是巫术、占筮以及一切神秘主义思潮大回潮大发展的时代了）。这理性是来自于时代里政治上的竞争分不开的，有了政治上的竞争，才会有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有了思想学术上的自由，才会理性的认识这个世界。正因后封建社会里没有战国时期的竞争政治背景，是沉闷与封闭式的大一统专制，也就标志着理性时代的终结。
战国时期上层精英文化者是把《周易》看作义理之书，这是战国时期里不可否认的事实。战国时期里把《周易》一书恢复到本来的义理之书的性质上。正是在理性的时代里，才能理性的认识《周易》一书，而不被《周易》的外在形式("繇题"式)所迷惑。
在战国时期的一些书籍里出现的引用《周易》直接阐明事理之外，没有记录用《周易》卜筮的例子了。对《周易》一书恢复其本来义理之书籍性质，是战国从两个方面的成绩，一是文化精英对巫术筮卜的排击；二是文
《“易学”评论》(十六)(4/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