归还被掳掠官民男女九十八口，俘获妇女儿童一千六百余口。将吴不跳等送到北京。这件大事在京城包括内阁，六部都暗中认为这与皇帝稽考勾军条令的制定有些关系，至于何种关系，谁也说不上来，但紧接着的第二件事，让众人有了猜测的方向。
第二件事是发生在五月，贵州乌罗叛乱刚刚不久，兵部右侍郎王骥奏：据成国公朱勇等言，各都司卫所俱缺老成能干之人掌事，多有托故，经年离职，不思在任亲躬抚恤，整齐军伍，逃亡愈多，虚费供亿。宜行各处巡按御史、按察司及总兵镇守官从公推选每都司卫所掌印官一人，及选老成能干佐贰官二人，常留一人在任理事，专一整饬军马，缮修器械，完固城池，比较屯种，稽考勘合勾军之人。若有作弊，即须究问。军器缺少，则以洪武、永乐旧例，有司支给物料成造；凡有调遣军马，须凭各委官员差调；如军士缺少，器械不精，临朝误事，惩治其罪；非有紧急重务，不许辄差。仍以选定官员职名，径自造册回奏？这事儿本不是什么大事，不过对军中不法之事做出告诫，同时接这个机会整顿一下军中将士，可京城的官儿却不这么看，他们猜测皇帝这几个月来，对兵事如此上心，怕是有什么动作……即便是内阁也对这个传扬深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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