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这里，开抄林则徐的名联，顺嘴就给改成一首五言诗了：“苟利国家者，死生何所期？岂因祸与福，而敢趋避之？”
完了又说：“朝中诸公，或不明边塞之情，士林庸儒，或妄托春秋之义，而疑我，忌我，致我辞朔州事，若非曹去疾继之，或将功败垂成，思之岂不使人锥心泣血？”转身一指赵达：“更有这般酷吏，为谋功名而罔顾国事，竟将已臣之拓拔目之为敌国。设今日冤处吴长，此事传至朔州，鲜卑六部摇心而遁，甚或侵扰州郡，屠戮百姓，则为谁之过欤？！”
赵达憋得满面通红，正待开口反驳，可是勋哪儿能容他再蛊惑人心——这人心么，还得自己来蛊惑才成！这一大套早就打好腹稿了，当下也不停顿，继续说道：“吾当上奏丞相，使治彼等害国之罪！”然后同时转换表情和话题：“彼等以律为说，而汉律六十篇，大抵成于高皇帝、孝武皇帝时，此后三百年，未有更定者，实不适于今日也。彼等为国执法，当因时因事而析律，而乃胶柱鼓瑟，以孝武时与匈奴为敌之策，用于今日——先不论鲜卑，匈奴入塞久矣，其为汉臣亦久矣，单于金印，皆汉所授，安得将呼韩邪而与郅支并论？！”
汉初，在秦法的基础上制定了“九章律”和“傍章十八篇”，到汉武帝时代，又增添了“越宫律”二十七篇和“朝律”六篇，大致达到六十章的规模。可是打那以后，历代都只偶尔修补，再没有大规模更改过律条，尤其东汉建立以后，明明实际情况已经与西汉时候大相径庭了，偏偏朝廷只知道沿用旧律，再没有重新更定过。到了汉末，有识之士都已经瞧出了其中的弊病，应邵制《汉官仪》，就是尝试重新整理和删定典章制度、法律规
第三十章、入其彀中(2/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