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李曜对于清朝一贯甚无好感，但清朝毕竟是中国最后一个君主制帝国王朝，其所采用的一些政策，对于目前大唐的一些施政，还是颇有借鉴意义。
具体到税制改革上，实际李曜是打算以税制改革为切入点或者说突破口，打破很多“封建传统”，说得直白一点，就是打破那种“人分贵贱”的特权主义思想。
当初在就读某校法律系的大学生涯中，李曜其实从未详细去记什么法律条款，法律系学生所学的，主要是各个不同法系的法律思想、法理等，而他记得最清楚的，就是三点：一，三权分立；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三，公权制约、私权自由(无风注：即对于执政、执法者，法无授权即禁止；对于普通民众，法无禁止即自由。)。
什么是法律的精神？它是抽象而具体的公平正义，它是体现和实现公平正义的现存的所有的一切。怎样去实现公平正义？国家公权力以及公权力的掌握者（朝廷、政府）正是为此而存在，一切政府和政府权力存在的合法性不仅仅来自于公民的认可，更重要的是实现公平正义的担当。
假如一个国家的朝廷或政府以公开的方式反对此一原则或是对公开的不公正熟视无睹，那么这样的政府就是不正义的、就是不称职的，它已经成为本质上的“不合法政权”。因为它违背了法律的精神——同时也是人类世代的追求，那就是公平正义。
《新儒论》的问世，是李曜扭转大唐思想界主流的第一步棋，接下来的税制改革则是计划中的第二步棋。而他之所以干冒天下之大不韪，不惜“与中枢群臣、地方豪强从此决裂”，正是因为在他心中深深的认识到，只有法治思想真正深入人心、扎根灵魂，很多丑恶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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