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复苏。这种分析，确实已非常接近布莱希特所追寻的东西，但莎士比亚又做得那样了无痕迹，起到了“间离”效果，而又像没做什么“间离”手脚一般。
莎士比亚这里的阻断之所以可以如此自然，原因是他并不想在这里索求理性结论，而只是探掘一种心理奥秘。由此生发开去，从原始戏剧开始的其他戏剧现象也会对当代戏剧人类学家产生更多的诱惑。相比之下，布莱希特的功效范围，则比较局限。所以，布莱希特之后的戏剧，也可以说是在翻越了布莱希特的山岭之后重新接通大地、重新走向广阔。
例如，布莱希特曾从打破幻觉、故设间离的意义上高度评价中国戏曲。这确实也可称为中国戏曲与布莱希特的熔接点。应该佩服布莱希特以锐利眼光对中国戏曲的发现。但同时我们还应看到，他对中国戏曲，主要着眼于表现形态上的虚拟自由，并不是在肯定中国戏曲所深藏的总体精神。相比之下，阿尔托在东、西方戏剧的比较中对东方戏剧的根本性称赞，更能接通东方戏剧的整体。
目前戏剧人类学家在倡导环境戏剧的时候，对包括中国古代戏剧在内的东方戏剧的原始宗教性、仪式性表示了巨大的研究兴趣，这就进一步超越了布莱希特。
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理查·谢克纳。他像阿尔托一样对东方戏剧表示了极大的兴趣，而且比阿尔托幸运，有机会亲临其境地考察了中国、印度、印尼等地的现存原始戏剧。他比阿尔托具备更丰富的现代人类学素养，以及更优越的从事戏剧试验的条件，因而能以洋洋洒洒的著作、轰动一时的演出建立环境戏剧的学说，并使戏剧与人类学产生了实质性的理论勾连。
在谢克纳
附录1 布莱希特之后(1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