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六”爻辞的引用，均是帝制时期里产生的东西，它们所依托的正是今本《周易》。也由此知道《系辞》里出现的悖论，正是依托的是今本《周易》所致。即“亦筮亦理”解释今本《周易》，也由此形成了两千多年里“巫”与“哲”（“亦筮亦理”）互为表里的“易学”理论上的怪现象。这都归因于今本《周易》，是今本《周易》文本的形式（即以“九六”为爻题的卜筮结构形式）与内容（即政治学说与哲理性的语言）的巨大反差所造成。也正是帝王制度里的需要，而把《周易》结构形式一再的改造并传承后世的因素所致。故我们认为今本《周易》是帝制时期定型的。
而这里还要说一说，汲冢竹书里所涉及到《周易》的有关说法，可旁证今本《周易》的定型时期。
“汲冢竹书”的竹简最早出土发生于西晋，不过那是由一次盗墓所引起的。《晋书·束皙传》里记载了这批古书的详细目录，现引录于此：“初，太康二年，汲郡人不准盗发魏襄王墓，或言安厘王冢，得竹书数十车。其《纪年》十三篇，记夏以来至周幽王为犬戎所灭，以事接之三家分晋，仍述魏事，至安厘王之二十年。盖魏国之史书，大略与《春秋》皆多相应。其中《经》《传》大异，则云夏年多殷，益干启位，启杀之；太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自周受命至穆王百年，非穆王寿百岁也。幽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非二相共和也。其《易经》二篇，与《周易》上下经同。《易繇·阴阳卦》二篇，与《周易》略同，《繇辞》则异。《卦下易经》一篇，似《说卦》而异。《公孙叚》二篇，公孙叚与邵陟论《易》。《国语》三篇，言楚、晋事。《名》三篇，似《礼记》，又似
《周易》哲学解读 “导读”第一篇(十三)(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