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虞候角色，在藩镇行军体制中迅速发展，逐渐成为藩镇禁卫的中核力量。例如历史上后梁将领徐怀玉“雄豪自任，勇于战阵”，以轻骑屡破敌军，任左长剑都虞候；后唐将领梁汉顒“善骑射，勇于格战”，伐蜀时为中军马步都虞候。王晋卿为周世宗北征的先锋，“督战有功，诏权控鹤都虞候”，而韩重赞则“从征淮南，先登中流矢，转(铁骑)都虞候”。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
各藩镇无不讲求部队的精良及行动的便捷，尤其注意马军的奔冲厮杀能力，以期达至速胜的战争效果。山泽河野的不同割据局面，令敌我之间行军部署时，更为强调队伍的结阵方式，以应付多变的地理形势。由于各藩镇私兵的力量相若，不易在战场上取得压倒性优势，将领间倾向采取攻守兼备的弹性战略，务使损兵折将的程度减至最低。于是敌我阵营之间的骑斗文化应运而生，逐渐成为两军对峙时的序幕战。从双方列阵后的邀战、迎战，至彼此大军合战，将帅间固守着习以为常的战斗步骤，将武人的战斗礼仪推向高峰。
事实上到了宋朝，《武经总要·百战奇法》后集“挑战”之条里专门说了这个：“凡与敌战，营垒相远，势力相均，可轻骑挑攻之，矢兵以待之，其军可破。若敌用此谋，我不可以全气击之，法日远而挑战，欲人之进也。”此说明是由唐末五代入宋的一种战争经验，每当敌我实力均等，尚存相当作战距离，一方会先遣轻骑作主动挑衅，从而测试敌军虚实。不过，彼方虽深谙来者的试探动机，惟于不肯示弱的情况下，依然愿意派员应战，由此容易产生一触即发的格斗局面。在一决胜负的共同心理下，胜方乘胜追击，败者丧师而逃，形势立时产生强弱立判的转挨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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